和一年期一样，关于P2P行业的各种方向性监管意见仍然不断出现，可明确的法律法规就是不出现，让整个行业仍然无法和“非法集资罪”彻底划清界限。2015年互联网金融六模式2015年刚刚开始，一起展望下互联网金融这个年轻行业的未来。如果说2013年底的时候仍然有很多企业和资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风口，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可真是火力全开玩命投入。同时，在2014年第三季度，互联网金融的标杆产品余额宝第一次出现规模下降，可以看做这个行业蜕变的重要节点。荣耀和光芒从余额宝和货币基金身上褪去，散落到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中去，现在终于可以肯定互联网金融这个新词不会像“互联网思维”一样成为难以明确内涵的笑柄。以下是我认为会在2015年有进展的六种互联网金融模式，托互联网快速迭代迅猛发展的福，它们是风口还是悬崖很快就会见分晓。一、集火手机支付的第三方支付当支付宝通过PC端收费的做法把用户引导向手机APP支付宝钱包的时候，可能未来方向还有疑问；当苹果扔下iBeacon推出Apple Pay之后，所有人都会明白支付的未来在手机这个终端上，不管是银行卡还是PC端，商业价值**的消费行为都会慢慢被手机这个移动支付怪兽蚕食掉。不能占领手机，支付就没有未来。曾经热闹非凡的第三方支付市场，会出现金融领域少有的自然垄断，大部分互联网企业和金融机构都没有能力独自参与这片残酷红海的竞争。支付宝牢牢掌控着中国网民的消费行为，这从2014年底的十年账单秀中就能看出，如此惊人的数据积累无人可以撼动。可微信这款超级APP又在掌控所有人的手机使用时间，即便走下神坛，也没有厂商敢肯定微信不会突然把自己代替掉。2014年的微信红包突袭没有对全局产生什么大影响，支付宝的市场占有率仍然在上升；可是反过来看，没有微信群的社交关系链支撑，其它产品对微信红包不会产生任何威胁。2015年，支付宝的全面推进和微信支付的单点进攻之间，我认为结局仍然和2014年差不多：支付宝钱包和微信支付之间难有重大格局改变，只是这两家身边的竞争对手们日子会更加难过。老大老二打架，必然是老三老四遭殃。至于Apple Pay，这个根本不留存交易数据只提供交易通道的模式，从理论上说具备改写竞争格局的能力。可是从银联和银行的反应速度来看，我认为**的可能是支付宝和微信账户直接可以登陆Apple Pay，传统金融机构的账户继续被互联网架空。关于巨头们死磕支付，*令人向往的场景还是打车软件之争，如果没有考虑到两位干爹背后抢夺移动支付用户习惯的价值，区区打车软件不太可能具备如此烧钱的实力。今年打车，你猜是少花钱、不花钱还是能找机会挣点钱？二、等着另一只靴子落地的P2P曾经预计2014年下半年会有明确监管规则和行业洗牌的P2P，就这么提心吊胆迎来了2015年。和一年期一样，关于P2P行业的各种方向性监管意见仍然不断出现，可明确的法律法规就是不出现，让整个行业仍然无法和“非法集资罪”彻底划清界限。所有人都知道P2P这个行业已经太拥挤了，大量资本同时进入让P2P平台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根本无需考虑怎么盈利、怎么风控，只要能把网站架起来，就有敢给高收益的资产找上门，也有敢博高收益的用户拿出真金白银。这样的乱局并不能靠自律得到改善。可以预见，2015年进入P2P领域的企业会越来越多。按常理说，P2P的直接融资模式与银行的间接融资模式在逻辑上是矛盾的，两者不该有直接冲突的机会。可是在中国，银行仍然是**的金融资产拥有者，之前的信托、券商等都曾承担银行资产通道的角色。P2P行业的资产规模仍然太小了，就像五千亿之前的余额宝曾显得永远不会遇到增长瓶颈一样，必须达到足够的规模才能看出P2P模式未来能走多远。尽管包商银行和招商银行在P2P上的尝试都暂停下来，在2015年银行与P2P的关联还是会越来越多。例如近期中信银行与宜信达成的资金托管协议，是第一次银行介入P2P资金托管。一旦这个领域有明确监管法规可以执行，能否找到大银行提供资金托管信誉背书会立刻成为P2P行业洗牌的起点，现在依靠P2P业务小型第三方支付更会遭到灭顶之灾。三、借力风口起飞的流量贩子很多号称是互联网金融的项目，说的好听一点是互联网创新金融渠道，但实际上就是一群流量贩子罢了。*典型的例子就是门户网站们纷纷做起理财和P2P的生意。不方便点名，但是这些靠新闻发家的网站究竟有什么做金融的实力呢？归根到底，这样做无非是把手里的流量变现而已。同样的门户广告已经导流作用日渐萎缩，那么把做新闻树立的牌子和拥有的流量导入自己品牌的理财项目中去，**是利益**化的高明选择。在2015年，这样打着“理财”旗号把各种资源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变现的行为会越来越多。门户网站可以卖牌子卖流量，小网站和APP可以直接代销有返点的理财产品，各种公司资源都可以投入这个就算不盈利也可以立刻有大量现金流入的行业搏一把。新浪微财富为五千多万坏账兜底说明整个行业风险很低吗？恰恰相反，刚性兑付只会让风险更加集中，咱们在2015年一定可以看到母体与债务巧妙切割的案例。

北京时间7月9日早间消息，美国一家网游媒体公司Curse近期已完成了1000万美元融资，投资方为纪源资本。Curse引入了已在中国获得成功的商业模式，并吸引了具有中国市场经验的美国风投公司的关注。Curse代表了一类新的趋势，这与过去10年中将美国的成功模式复制至中国的方式完全相反。此前，Facebook、谷歌和亚马逊的模式都被复制至中国，而相关公司获得了美国风投的投资。Curse CEO休伯特·希布洛特(Hubert Thieblot)并不掩饰该公司新的通信平台Curse Voice是如何诞生。这款产品的灵感来自中国公司欢聚时代。欢聚时代*初是中国的一家游戏服务公司。该公司开发了一款产品，帮助玩家在游戏中互动。这种社交娱乐服务吸引了希布洛特的关注。在会见了欢聚时代CEO李学凌之后，希布洛特及其110人的美国团队发布了一款类似的服务Curse Voice。自2014年6月中旬发布以来，Curse Voice已吸引了1000万活跃用户。通过李学凌，希布洛特还结识了纪源资本的风险投资家童士豪。去年，童士豪从中国转移至加州旧金山，目前正在寻找与中国有关的美国创业公司。他是Curse的董事会成员，而纪源资本则是Curse的一家重要投资方。童士豪在启明创投有过成功的风险投资记录，随后转投纪源资本。他很清楚如何将中国的模式引入至美国，并推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除了投资Curse之外，童士豪过去一年中还投资了位于旧金山的Wish，这是一家与阿里巴巴(滚动资讯)有关的移动商务应用。此外，他还投资了Flipboard，帮助这一社交杂志应用在中国的发展。希布洛特现年29岁，他于2008年来到美国，建立了自己的游戏业务。他希望围绕这一创新的通信系统扩大Curse的规模，并发展成为一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科技公司。在创业过程中，希布洛特还从美国风险债务基金Multiplier Capital融资600万美元。他表示，这一债务融资将用于在游戏内容市场的收购。与此同时，他希望将业务扩大至亚洲市场。

公益创业是否应该盈利，在国内外有不同的声音。一些传统援助机构对尤努斯自助式的社会企业项目运作方式表示怀疑，甚至一些赞同尤努斯的人也会问，尤努斯的项目为什么还要去盈利？尤努斯的回答是，许多为穷人服务的机构往往过于依赖捐赠而不能实现自我富足，“这就好像对一位病人说，他一天可以呼吸23个小时，余下的时间将由政府为他们供给氧气。这意味着得靠他们的怜悯而活着。一旦什么机构把他们遗忘了，那就死定了。”他还说，许多援助项目仅仅是把贫困降低到社会可容忍的程度，并非是要去消灭它。国内公益创业的商业运作状况又是怎样的呢？关于“收入来源于商业活动的比例”的问题，《中国青年公益创业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商业活动的收入占总收入50%以上的公益创业组织占42%；商业活动的收入占总收入50%以下的公益创业组织占44%。有将近一半的公益创业组织商业活动收入超过50%，公益创业组织以市场化运作手段获取一定的利润，采用企业化的经营方式，其收入来源具有明确的商业性。“行业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小，商业和公益也出现了更多更新的合作模式。只有更加擅长整合跨界的资源，公益机构才能探寻到更加可持续的模式，撬动更多的利益相关方来进一步推动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商业化运作与盈利可以使公益创业者摆脱对捐款的依赖，减轻政府推动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重负。”这是北回归线爱心协会发起者王方圆的回答。在华北电力大学读大三的他，一直致力于在贫困地区建造乡村图书馆，2014年被青年恒好公益创业行动推荐参加了在天津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牛津大学公益创业研究中心认为，公益创业具有市场导向性。“市场导向性”表明公益创业的绩效驱动、竞争性和前瞻性。虽然公益创业和商业创业**的区别在于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优先，但是公益创业为了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必须以商业企业的方式运作并获取利润。公益创业把经营性收入放在首要位置,利润和盈余是组织及公益事业发展的保障，也是公益创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也曾指出：“社会企业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这种组织有可能成为后资本主义时代发达经济体系中真正的增长部门。”由此可见，不管是真正从事公益创业的参与者还是研究者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盈利的重要性。公益创业的经济价值体现为公益创业与商业企业一样参与市场经济竞争，形成自己的商业模式，通过销售产品或服务获取资金支持，创造经济效益。公益创业组织收入来源中的商业性活动来源是“自我造血”的主要方式，公益创业组织运用市场化方式提供产品与服务获取一定的收入与盈利，从而反哺公益事业，才能使其获得长足的发展。有了盈利，公益创业者要不要将利润进行分配呢？关于“是否明确利润分配”，被调查者中，明确利润分配的组织有77个，占53%，而没有明确利润分配的组织57个，占40%，明确利润分配的比例占到了一半以上，表明大部分的公益创业者还是意识到了经济效益与利润的重要性，并在利润分配的问题与组织内部成员们达成了基本的共识。新的问题来了，利润又该怎么分配呢？在明确利润分配的被调查者中，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公益创业组织比例达到27%，利润分配比例在0-50%的公益创业组织占51%，利润分配比例大于50%的公益创业组织有8%。调查结果说明，近80%的公益创业组织不分红或只是小部分利润被用来分红，大部分资金还是用于产品与服务的再生产与提升。例如，参与调研的残友集团，公司的利润1/3留在企业用于进一步发展，1/3给股东（基金会为主），1/3给员工作为工资成本。有学者认为公益创业不可以分红，分红是工商企业的利益分配模式，一旦盈利后分红，股东与商业资本的再次进入时很可能会是逐利状态，公益创业组织的性质就有可能发生改变。还有另一种声音，“不要太关注社会企业资本回报率与分配比例，商业资本的良好运作是社会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只要继续按既定目标与理念发展，继续提供社会产品和服务，那它的发展就是健康的。”王方圆对于公益创业分红与否的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